一百年前，两位美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中国，在东吴大学（今苏州大学前身）工作、相识、相爱，并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结婚成家。一百年后，他们的孙女施爱伦（Ellen Touchstone）从美国来到苏州，踏上祖辈曾生活工作过的土地。当我套上那身“大白”防护服，站在苏州的社区里，帮一个又一个外国居民走完流程时，我忽然觉得，自己不再是这座城市的旁观者。在“洋抖难民”事件之前，中美社交媒体彼此间十分非常孤立：中国有微信、抖音、哔哩哔哩，美国有Facebook、Instagram、Snapchat等。我觉得，这像是一种“轮回”，彷佛老天爷在告诉我：你要像你的祖父母那样回到中国。我当时因为疫情被困在美国达拉斯，作为副院长，必须参加很多线上评估会议。：疫情期间您还参与了志愿工作，穿上防护服帮助外国居民。这仿佛是一种缘分。2012年我来中国时，是家族中第一个回到中国的人，也是我第一次到中国。我通常戴着一只手镯，上面有一颗从她首饰盒里找到的珠子，这样她和她的力量就一直与我同在。当时的您作为一名“新苏州市民”，感受如何。不再只是“中国制造”，而是“中国设计”。但2017、2018年左右“国潮”兴起后，中国品牌的表现让我非常惊讶。自2015年提出以来，过去九年进展并不大。施爱伦祖母当时在苏州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。其次，我是教市场营销的，我注意到这个变化很关键。这15种方式，指的是普通人减少碳足迹最有效的15种方式。小时候，施爱伦喜欢躲在客厅那张祖父母从中国带回的木桌底下，却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来到这个国家。我的祖母梅伯尔·爱伦·塔奇斯通同年来到苏州，担任东吴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理负责人。：2012年是您第一次来中国，来中国之前和来中国之后，最颠覆您认知的是什么方面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中美相互理解最大的障碍，不是缺少共同利益，而是彼此看不到对方真实的生活。化解之道，就是让更多美国人亲自来中国看看，也让更多普通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日常。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期待。施爱伦 ：我当时和大学签了三年合同，所以想至少待三年。结果，这一呆就是14年。后来，很多主修会计、经济金融、市场营销的学生，因为这个项目选择攻读可持续发展、环境科学等研究生，现在有些人已经从事相关工作。”。一位评估专家说，他对我们在可持续发展、国际妇女节等方面的工作印象深刻，然后问：“这些倡议中有哪些是学生主导的吗。只有让更多的美国人来中国，看到真实的中国和中国文化，才能够消融彼此的误解。其次，这14年来，中国的哪些变化让您最印象深刻。施爱伦 ：大学时我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各交换一个学期，因为我会德语和法语。“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喜欢躲在客厅的桌子底下。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中国的公共交通：便宜、安全、可靠，坐地铁或公交只要大约15美分。年轻人必须跨越国界、跨越学科、跨越经济阶层合作，才能真正提出可行方案。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分享，能纠正很多误解。施爱伦 ：我来中国生活已经14年了，而这一切源自2011年的时候，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说：“我觉得你对生活有点厌倦了，有没有考虑过去中国教书。虽然我拥有国际商务MBA，但我以前关注的是欧洲市场，对中国文化的很多细节并不了解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，因为我们的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但确实有一些非常难解决的问题。联合国称之为“棘手问题”，也就是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。施爱伦在疫情期间参加社区志愿者 受访者供图。到中国后，真是大开眼界。”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或许是我们工作中缺失的一环。中国曾提出“5年5万”倡议（“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”），我也在帮助苏州政府推动。我的祖父凯里·塔奇斯通1917年来到苏州，在东吴大学、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工作。三名学生中有两名立刻响应，随后招募更多同学，创建了自己的品牌“可持续未来人才”。刚来中国时，很多学生想学奢侈品营销，关注的是法国、意大利、英国甚至美国的传统品牌。我每周和他们开会，讨论计划，给他们预算。如果我祖父母没有来苏州，我就不会存在。2022年疫情期间，57岁的施爱伦穿上防护服，成为苏州工业园区西湖社区核酸采样点的志愿者，用英语、德语、法语帮助外籍人士登记信息、维持秩序。看到这里我就在想，100年前，祖母在这里照顾别人；100年后，当另一场大流行病爆发时，我竟在帮助保护苏州。我说，我们一个学期有14周，不如改成“15周15种方式”，把整个春季学期铺开。我很多在中国的美国朋友，都在努力做美国人的正面例子，鼓励更多美国人来中国。您认为当前最大挑战是什么。“百年前，我的祖父母从美国来到苏州……今天，通过做这份志愿工作，我觉得我在做他们希望我做的事。”这句话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一可能性。小红书和TikTok运作方式不同，他们必须学习新平台，而民非常耐心地帮助他们。但我真的不知道会怎样。我来中国时，带着两个行李箱、一只猫和一个背包。施爱伦 ：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（IBSS）当时在争取EQUIS认证。我想，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信号。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喜欢中国、这么爱苏州，也没想到会在这里交到这么多中国朋友和国际朋友，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机会，包括通过志愿服务参与苏州社区。那张桌子就是由祖父母从中国带回来的，上面摆放着家庭照片。最初两年，成员全是中国学生；后来也有来自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等有华人血统的国际学生，还有挪威BI商学院的交换生。：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。：爱伦教授您好，您的家族与中国有很深的缘分，能否先讲讲这段故事。其次，我认为双方的信息隔阂是一大挑战。比如，现在很多美国人因为在网上看到重庆穿楼而过的地铁，把重庆列为最想去的地方，觉得那里太未来主义了。1917年，祖父卡里·塔奇斯通从田纳西州来到苏州，担任东吴大学校长的英文秘书兼财务主管，还是学校摄影俱乐部的顾问；祖母梅布尔·艾伦·托马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，出任东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护士长，带领着一支五到七人的护士团队。隔着口罩和面罩，我看不清每个人的脸，却能感到自己真正和苏州人站在了一起。施爱伦在苏州的十多年里，常去园林和刺绣店寻找祖父母生活的痕迹——“我在想，或许100年前祖父母在交往时也曾来过这些园林”；她到档案馆翻阅泛黄的东吴大学年刊，看到记载有祖父母内容的档案材料时难掩激动。”。来之前，我完全不知道中国是如此先进、现代化的一个国家，也不知道中国有如此发达的交通网，更不知道这里办事效率有多快，也就是我们说的“中国速度”。他们需要系统思维，需要学会在VUCA（易变、不确定、复杂、模糊）环境中自如应对。他们需要有韧性，面对难题不能放弃。施爱伦 ：我有很多担忧，因为我知道有效沟通有多么重要。近期，与索菲亚大学全球商业与领导力学院副院长施爱伦对话，听她亲口讲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。当时您为什么会开展这个项目。施爱伦 ：请允许我纠正一点，我不是“新苏州市民”，因为我的家族渊源，我觉得自己可以称得上是“正宗苏州人”。疫情期间作为志愿者的施爱伦 受访者供图。”她说，“虽然我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，但能发挥多语言优势协助沟通，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大家做些事，让我感到很有价值。：当年您决定要来中国发展的时候，有想过是短期留在中国，还是长期留在中国吗。那让我看到不同文化的交融有多么美妙，但我以前从没去过亚洲。它原来叫“15天15种方式”，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建，采用知识共享许可，可以改编，只要署名。这就是普通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的力量。这种变化也延伸到中医现代化、中西医整合等领域。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真实的接触，误解就会慢慢消融，尊重也会自然生长。我的名字就是随她起的。施爱伦的祖父母照片 受访者提供。比如，美国的问题不会只在留在美国，它会飘到别处去；同理，中国也一样。学生分组，每组负责一周，设计活动。施爱伦 ：我认为，拯救世界的任务要靠他们才行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对话和沟通来处理这些问题。她当年把西方护理技术带到中国，并尝试与中医结合。【对话/ 郑乐欢】。我最近读到我祖父一位同事的日记。和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工作，我充满希望。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后，1922年他们离开了中国。“当我发现就是在同一座城市，祖父母相遇、结婚、生子，并生活了五年，我就决定申请这份工作。我对中国非常尊重，对中国文化也很好奇。”。我在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苏州。后来“洋抖难民”转到小红书，看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，也看到中国人有多么友善。我自己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，不断努力做一个“典型美国人”的榜样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，不比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少。新冠疫情期间，我感觉和我的祖父母百年前的工作有很多交集，尤其是我祖母。2020年10月回到中国后，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让学生主导可持续发展工作。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合作解决。：作为在中国生活十多年、与中国有百年家族渊源的美国人，您如何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。他们在苏州生活了五年，深度参与到当地医疗及教育事业中。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。2012年，当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一则招聘启事出现在施爱伦面前时，她发现工作地点正是祖父母百年前相遇相爱的地方。2021年1月，我邀请三名学生到办公室，介绍这个倡议。伴随这一缘分，您又是如何来到中国的。1918年3月，当时世界上又有一场大流行病，他写道，他去了我祖母家做口罩，保护人们免受疫情影响。：您的“15周15种方式”碳减排倡议获得了国际奖项，这个项目还是学生主导的。109年前，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分别从美国来到中国，来到苏州。他们来自美国相隔很远的州，在美国并不认识，却在苏州相遇，1919年在上海美国领事馆结婚，我们的家族也从那时开始。